甲骨文虽然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但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也不过120多年。因此，甲骨文的研究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美术学院古文字书法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天雍教授。从此次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40周年暨“全国古文字书法及论文与文献展”，谈到甲骨文的历史、甲骨文的书法篆刻艺术创作。

　　美术报：此次甲骨文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的重要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的高度认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几代甲骨文研究者对其作出的巨大贡献，您是否可以简要地给我们讲述一下甲骨文研究的历史？

　　韩天雍：在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的北大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药材“龙骨”上刻有文字，便开始进行系统研究，这开启了甲骨文研究的大幕。在他以身殉国后，他的大量甲骨收藏转交给刘鹗（字铁云），在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帮助与指点下，刘鹗印刷出版了《铁云藏龟》，其中展示1075片甲骨，并在自序中正确地说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笔文字”；1904年孙诒让用金文的考释方法来研究甲骨文，出版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甲骨文文字的书籍，虽然也存在不少错误，但比《铁云藏龟》又进了一步。

　　甲骨文，亦称殷墟卜辞、殷墟文字、契文、殷契等等。甲骨文镌刻在龟甲兽骨上，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最为完备、最为系统且能表达完整思想的文字。甲骨文研究的奠基者“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可以说是甲骨文最顶尖的学者。甲骨文字考释在孙诒让后有一个飞跃，造成这一飞跃的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增加到571字，他是甲骨文研究早期的先锋，也是最早书写甲骨文的第一人。唐兰先生曾说：“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罗振玉在辛亥革命时期东渡日本，带去了许多甲骨的碎片，经常和内藤湖南、中村不折、富冈铁斋等一大批学者、画家在一起切磋研讨。王国维通晓外文，罗振玉跟内藤湖南聊天时便让他当翻译，内藤湖南的实证方法影响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王国维第二次去日本，待了四年多，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将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和西方的美学、哲学、逻辑学，以及其他的领域融汇在一起，通过历史文献，再经过考古的新发现相互印证，创研出一个新的学科。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标准将甲骨文的文字进行了断代，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按照贞人的书写风格分为五个时期：即1、雄伟；2、谨饬；3、颓废；4、劲峭；5、严整。郭沫若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疾病等，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甲骨文作为记载殷商时代王室档案的资料，其内容相当丰富，学者研究主要可分成四大类：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产。三，科学文化。四，其他。先民们对气象、年成、天时、疾病、灾害等缺乏科学的认知，所做重大事情的决策，往往要祭祀上天，祖先占卜之后再作出决定，以求得上苍的保佑和心灵的安稳。贞人作为当时的书法家，或掌握知识的神祗官，将占卜的内容书写在龟甲兽骨上，在其骨的背面钻成若干个小孔，再进行火烧，出现龟裂，以定凶吉。通常一个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前辞（叙辞）、问辞、占辞、验辞四部分组成。贞人通过问天、神，将其结果再传达给君王或百姓，因此，贞人也即是上帝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第一代书法家。由于当时书写材料的匮乏，再加上有一种宗教仪式的神秘感，贞人怀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来从事书写和镌刻工作，不敢胡乱书写或任意挥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任务落到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新见识、新的科学素养的学者身上，唐兰与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50年代以来，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考释并作出突出成绩的学者有张政烺、徐中舒、裘锡圭等。经过近一个世纪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所存的甲骨文十五、六万片中，单字量约4400个，可识可读的约2400字，其中约1400个见诸于现代汉语字典，其余2000字尚不可释读。

　　美术报：甲骨文是最古老、最系统、最能表达完整思想的文字，它对汉字的流传、演变存在着什么影响？

　　韩天雍：甲骨文具有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符合六书造字的功能，是研究汉字原初构形与汉语言语法最早形态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字体构形和文辞体式，与当今的汉字及现代汉语语法结构一脉相承。

　　我们把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统称为金石文字。甲骨文是用锋利的刀镌刻在龟甲兽骨上，以刀代笔，叫契刻文字。有三角、垂直、孤形等刀法，显得犀利，点划和点划之间有时候破裂，出现了肥笔，这种肥笔的现象，被后来的金文所继承。金文是铸造文字，线条显得浑厚、圆润、古拙。石鼓文是石刻文字的代表，其材质是花岗岩，经过凿刻和多年的风化雨淋，腐蚀之后漫漶、模糊不清，给人感觉是苍莽、稚拙、老辣。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石鼓文，再到小篆，文字循序渐进的递变过程，一环扣一环。从骨质到青铜，从青铜到石刻，每一次材质的转换，其文字的结体和线条的质感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加速了对传统中国文字学的改造。东汉时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工具书。北宋时代文坛领袖欧阳修（1007－1072年）开创了金石文字学派，赵明诚的《金石录》一书，揭示了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我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他们对金石学的研究，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但当时研究还在粗浅、初级的阶段。到了清代，大量的青铜器、汉碑等文物出土，令人耳目一新，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1735－1815年）的《说文解字注》，对许慎的不足予以批判，注释过程中注意到了词义的历史性及发展演变的规律，对同源词和同义词的探讨和辨析具有划时代研究的重要意义。

　　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澂（1835－1902年）《说文古籀补》，以其对金石文字精深的研究，集录古钟鼎彝器所见文字为主体，兼收石鼓文、古币、古陶器文的充实资料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1764—1849年）针对清代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现象，著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同时，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康有为著有《广艺舟双楫》，掀起了尊碑抑帖的学术思潮。在书法家邓石如的身体力行下，大量地临写汉碑，以篆书和隶书作为突破口，打破了行草、魏碑、唐楷、行书这近两千年的传统，又重新返回到先秦、汉代以前的古文字上来。

　　美术报：您自己就是一位书法篆刻家，对于甲骨文的创作，您的心得体会能否与大家分享？

　　韩天雍：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骨片也不尽相同，有质地非常坚硬，也有骨质疏松的部分。疏松的部分不能刻字，线条站不住，因此必须要在骨质坚硬的地方刻，并且纹理特别粗糙的地方是刻不了的。所以甲骨文的文字并没有规律可循。但因此也形成一种无拘无束、大小错落的不同章法。

　　但也正因为毫无章法可循，导致古文字学家在考释过程中增加了难度，可以说古文字学家究其一生可能就考释不出几个字来。尤其是剩下的难以辨认的文字，就更难以考释了。

　　古文字学家研究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书法艺术服务的，他更多地是弥补殷商时期历史研究的空白，以填补、佐证或充实历史文献的研究。但作为书法篆刻家，如不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古文字创作中来，那实在是可惜。在甲骨文书法创作中，范字不够是最突出的问题。前面提到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甲骨文字约2400个，其中约1400个见于现代汉语字典。我在创作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等这样大篇幅的作品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能杜撰。所谓的杜撰是自己造字，无所本。如能在古文字学家如唐兰、陈梦家、郭沫若、于省吾等人的研究成果中找到范本，那不算杜撰。此外，尽量不写错字。甲骨文创作允许借鉴，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简单的刻划，无借鉴意义，因此一般下借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与甲骨文虽有递变关系，但毕竟一个为刀刻一个为铸造的，落实在一个章法里又必须做到和谐统一，就需要作者大量地临写铭文，使之笔法能够和谐统一。另外，作者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文史哲知识都要进行储备，了解和掌握通音通假字，这样在借用文字时，就不会太过于唐突。

　　此外，在创作时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古老的素材，如《诗经》、《左传》、《春秋》、《尚书》、《论语》、《资治通鉴》中的内容，这些古籍更接近古文字的年代，因此在现代的书写中，也更容易找到范字，即使缺，上下借鉴小篆，或者母系文字就可以了。

　　美术报：由您总策划的“纪念王国维先生诞辰140周年——全国古文字书法篆刻大展及论文与文献展”在杭州展出后移师海宁，32件作品获奖，170多件入展，此外还评选出优秀论文2篇，入选论文18篇。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古文字展，您是怎么考虑的？

　　韩天雍：其实这是第三届全国古文字书法篆刻大展。今年是王国维诞辰140周年，同时也是他逝世90周年。我们这个展览，就是要把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走向大众，雅俗共享，让大家都能看到，都喜欢。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

　　现如今，很多老一辈的古文字学家离我们远去，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落实到我们这代人肩上，我们把古文字领域的传统继承下来，把当代研究的新领域、新成果运用到古文字创作中来，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美术学院率先在2008年成立了中国美术学院古文字书法创作研究中心，这是在全国200多所高等院校中第一个成立的一个新的学科，就是致力于古文字学家研究的新成果为我所用。

　　作为这个学科的带头人，我致力于把王国维以前走过的路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努力把甲骨文变成一门“显学”，一门“热学”。

　　一百年前写甲骨文的只有几位作者，现如今上千人写古文字，写三千年以前的文字，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是在一百年前罗振玉、王国维的时代不可想像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自信，书法家学问的自信。

　　未来，我们还可能会做罗振玉的展览。浙江虽然不是甲骨文的出土地，但却是一个研究甲骨文的大省，罗振玉、王国维、唐兰，包括裘锡圭都是浙江人，我们更要把这根接力棒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