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 《画家徐悲鸿》 1978年 布面油画

我对过去没有后悔，对现在很满意。随着潮流来，随着潮流去。顺乎自然，心平气和。感谢天感谢地，感谢我接触到的人们，他们对我真好。   ——戴泽

他是艺术界的常青树、不老松，他是徐悲鸿重要的弟子之一，他是徐悲鸿教育学派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美术教育奠基人，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批会员,是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

他是戴泽，现今已有96岁高寿。两次修复油画《徯我后》 “徯我后，后来其苏。”

徐悲鸿曾经从《尚书·仲虺之诰》中取材，在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描绘深陷夏桀暴政中的人民期盼明君的画面。创作完成后这件作品便一直悬挂于中央大学的礼堂中。然而在日本人攻占之后，礼堂的玻璃碎了，这幅珍贵的作品竟然被用来放在窗户边遮风挡雨。

据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回首，1953年徐悲鸿离世，中央美术学院准备举办纪念展，并为徐悲鸿纪念馆开馆做准备，于是将这幅作品从南京运到了北京。当画作一打开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于作品被毁坏的程度，整个画面无比模糊，还在不断往下掉落颜料碎屑，画布也腐朽不堪。

徐悲鸿 《徯我后》 1933年

“江丰看了半天说算了吧，这张画没法要了。就在大家失望之余，戴泽先生在旁边说了句我来试一试，重新燃起了大家的希望。”徐庆平说到。

戴泽利用他在国外举办展览的时机，学到了莫斯科油画修复的方法。随后他请了美院的一位裱画师傅，用浆糊从背后贴了一张画布，然后用水粉颜色把画上面缺失的部分尽量补完。从作品创作完成至此，时隔二十年，《徯我后》终于重新回到了展厅，在纪念展中这幅作品重见天日。

在徐悲鸿纪念馆于1982年开设新馆后，因原馆出口太小无法运出画作，不得已将悬挂作品的内部一分为二，而修复用的画布则在切割过程中不小心撕裂。戴泽先生又对这张画进行了修复，将这张画保留了下来。此后《徯我后》又曾在2000年展出，是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世纪中国”展览的第一张作品。

为什么在所有人都在面对徐悲鸿先生这幅损坏严重的遗作一筹莫展时，只有戴泽敢于去尝试修复呢？除了他熟练掌握修复技术之外，最大的因素其实是他作为徐悲鸿的弟子，接受过严格的素描及写实油画艺术教育，并深得大师真传。

徐悲鸿送戴泽  新婚贺词 1948年8月

与恩师的缘起

戴泽与徐悲鸿于中央大学结缘。那时徐悲鸿刚从新加坡回来，一年级学生会请他到柏溪分校做讲座。在一间阶梯大教室中，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徐悲鸿以《黄桷树与四川人》为题发表了演讲，阐述了他怎样以写实主义风格来描绘黄桷树和四川人的特点，并教导学生在创作绘画作品时要养成对于生活细心观察的习惯，从自己的身边取材。

戴泽后来谈到：“这就是我写实艺术观的启蒙。演讲受到了同学和老师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徐先生到我们的教室，逐一的对每个人的习作进行了点评，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到戴泽大四时，他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在油画人体课中学习色彩的调配与光线的运用。系统的素描教学和严谨的写实画风，使他受益终生。韦启美曾在名为《一个尊重自然的画家》的文章中写道：“戴泽之所以遵循这种画风，似乎只是由于他那质朴的画家天性。他保存的一张四年级时画的男人体素描，显示出他基本功的画貌和功力，准确、简练、尊重的感觉。”

那么戴泽是怎样承袭徐悲鸿写实主义的艺术理念呢？不妨从两位艺术家的历史故事题材代表作，《田横五百士》与《义和团廊坊大捷》说起。

《义和团廊坊大捷》 1971年 布面油画

从《田横五百士》到《义和团廊坊大捷》

油画《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之作。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描绘齐王田横应刘邦之召，与五百壮士话别的场景。徐悲鸿以西方写实油画的方式来描绘中国历史题材故事，融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于徐悲鸿学贯中西的思想，可见于他所著的《美的解剖》一文中，他写道“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等，画材不专上山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之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1]

徐悲鸿的另一位弟子冯法祀将他的写实主义划分为了两层含义，一是重视师造化,二是寄托画家精神。 徐悲鸿认为“作物必须凭写实,乃能惟肖。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写实,而笔下未尝违背真实现象,易以浑和生动逸雅之神致。”[2]冯法祀将之解读为，“肖”指师造化,“妙” 则指寄托了情感的“肖”的形象。徐悲鸿以“外师造化”来“中得心源”，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

《大泽乡起义》1971年布面油画

戴泽不断贯彻徐悲鸿先生的写实主义创作观念，完成了大量油画创作，如《义和团》、《正义的声音》《太平军打败洋枪队》、《张献忠》、《大泽乡起义》等，他用手中的画笔深刻反映了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和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我的老师徐悲鸿总在教学的过程中,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地学习古人、不要盲目崇拜与效仿,艺术创作要更加注重现实主义,写实地表达当时人民的状态与生活。”[3]戴泽始终牢记恩师的教诲，不断在艺术创作中践行发展徐悲鸿的艺术理念。

之后戴泽一直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热情，其中油画作品《义和团廊坊大捷》可以称之为他的代表作。这件作品与其老师徐悲鸿的名作《田横五百士》一样都是巨幅画作，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将西方油画艺术中的人文内涵，和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价值取向相结合，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精神。

这一题材也是戴泽创作时间最长的，他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共画了三幅。一小幅以此为题的油画作品送给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另外两幅作品被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中最大的一幅是1971年在历史博物馆现场创作完成的。戴泽对艺术的理解全面透彻，在传承徐悲鸿先生艺术衣钵的基础上，直接参与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之中，以他们的视角来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不断探索并完善着自己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风格。

徐悲鸿 《田横五百士》

社会现实的映射

在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中，着重表现田横等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据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所言，创作此画的时代背景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廖静文认为：“徐悲鸿以这一历史故事为主题，对当时那些趋附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人给予了无情的贬斥。”[4]艾中信也很认同这一观点，评价“油画《田横五百士》这幅画的‘高节’是针对当时有些人对国民党趋炎附势，从正面加以贬斥。”[5]

徐悲鸿之后的代表油画作品《徯我后》、中国画作品《九方皋》与《愚公移山》等，也无一不都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于时代精神的体现。徐悲鸿在作品中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关心和责任感，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与信念。

戴老极具感染力的画作，也同样来源于他画作中质朴、深入生活、忠于时代的艺术价值。而戴泽更是直接参与到所要反映的社会现实中去，能够以真实的感受与近距离的观察让作品直抵人心。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戴泽参加了龙爪树和右安门两次土改工作队，天天和农民们开会讨论，得以深入了解了农民生活，之后请京郊农民和城里的贫民做模特，创作了油画《农民小组会》,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参加土改时农民小组会的画面，充分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在谈到那一段时期的记忆时，戴泽表示：“我经常是在晚上谈白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回到学校以后就画了这张画。构图好了依旧就请模特儿来写生完成。这些模特儿也都是衣服就是他们日常穿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王春法馆长在戴泽于国家博物馆的新展开幕式致词中提到，戴泽在油画、素描、水彩等艺术探索上，一向坚持人文主义的内涵表现，坚持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对现实的思考，和深入生活的观察，体现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时代精神。

无论是对现实的思考还是对生活的深入观察，无论是表现现实主义精神还是反映时代精神，戴泽的艺术之花从徐悲鸿的艺术中汲取着养分。但相比与老师而言，戴泽以他的社会实践经历为根基，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在作品中更好的体现出了写实主义中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

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照 一排右起 右一戴泽，右三齐白石，右四徐悲鸿.二排右起 ，右三卢光照，右四李可染，三排右起 右一董希文

传承的延续

徐悲鸿的素描教学理念，即"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们。直至今日，素描也成为了艺考生必考科目，而徐悲鸿创立的完善素描教学体系，成为了全国各大美术学院基础教学的支柱。他"尽精微、致广大"的理念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校训。

戴泽先生也是1949年作为参与筹建中央美术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46年，就接受了徐悲鸿的邀请，北上到北平艺专（即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工作，先后做过助教、讲师等。在戴泽北上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在1946年，去北平的陆路海路都不通，只能坐国防部运输机，飞机票要四十万元，还需要自己准备出来。当时生活拮据的戴泽好不容易向老师借到够了钱，却发现飞机只有一个很小的螺旋桨，舱内是两个长木条凳，只能坐八九个人。戴泽提到：“乘机只准携带15斤的东西，我就把被子、冬衣和一口大藤箱都扔在了南京，只带着一叠写生小画和两筒油画白色颜料，飞向了北平。”

尽管前路有如此多的磨难，戴泽一一克服，最终几经周折到达北平，自此开始了他六十余载的执教生涯，为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靳尚谊、王沂东、龙力游等。中央美术学院范迪安院长高度赞扬了戴泽先生对于美术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他说道：“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特别是中国油画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戴泽先生是一位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艺术前辈，也是在中国美术教育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教育名家。

戴泽 《北京农村》  1955 纸本水彩

戴泽先生作为徐悲鸿先生亲传学生，他充分理解，并且身体力行的实践恩师的艺术创作思想，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建设发展中的重要前辈，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为人为艺，以及他几十年的奋斗求索精神，都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谈到恩师戴泽先生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尚谊激动万分：“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为人很正派。在中大的时候，徐悲鸿就很喜欢他也很重视他。他的素描基础很扎实，人非常朴实，话不多，作品很厚实，很朴实。他很喜欢安格尔的一句话‘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并教导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画自己所看到的’。戴泽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一直在不断的勤奋探索。”

而作为靳尚谊先生的学生，杨飞云谈起戴先生时，觉得他是一位话不多的先生，总在老美院经年累月默默地画画。“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我越发认识到戴先生的画中有艺术最根本的核心价值：他用更加直接与朴素的方式去表达人类心灵以及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感动。戴先生的这种可贵的作画态度，给了我之后的绘画生涯稳固的信心与信念。”

从徐悲鸿到戴泽，从戴泽到靳尚谊，从靳尚谊到杨飞云，这只是徐悲鸿艺术传承中的一部分。而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和发展，徐悲鸿的艺术理念经由戴泽传承至今，已经慢慢生发成一条新的艺术之河，与成千上万的河流一同，汇聚到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去，生生不息。 (文/孟媛 部分资料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参考文献资料

[1]《徐悲鸿论艺》,徐悲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75页。[M]

[2]《冯法祀的艺术世界——在徐悲鸿和马克西莫夫的教诲熏陶下》，王浩，《荣宝斋》2015年第10期，第142页。[J]

[3]《访徐悲鸿关门弟子戴泽——油画创作的根本源自生活》，王博，《中国经济周刊》 2015年第8期，第85页。[J]

[4]《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廖静文，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第81页。[M]

[5]《悲天悯人——徐悲鸿研究之二》，艾中信，《美术研究》1980年第1期，第56页。[J]